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澶渊之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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澶(chán)渊之盟是北宋与辽经过多次战争后所缔结的一次盟约。
1004年秋(宋真宗景德元年),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,深入宋境。有的大臣主张避敌南逃,宋真宗也想南逃,因宰相寇准的力劝,才至澶州督战。宋军坚守辽军背后的城镇,又在澶州城下射杀辽将萧挞览(一作凛)。辽害怕腹背受敌,提出和议。宋真宗畏敌,历来主张议和,先通过降辽旧将王继忠与对方暗通关节,后派曹利用前往辽营谈判,于十二月间(1005年1月)与辽订立和约,规定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、绢20万匹。因澶州在宋朝亦称澶渊郡,故史称“澶渊之盟”。[1]
此后宋、辽之间百馀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,礼尚往来,通使殷勤,双方互使共达三百八十次之多,辽朝边地发生饥荒,宋朝也会派人在边境赈济,宋真宗崩逝消息传来,辽圣宗“集蕃汉大臣举哀,后妃以下皆为沾涕”。[2]
中文名
澶渊之盟
时 间
1005年1月
地 点
澶州(又称澶渊,今河南濮阳西)
相关人物
宋真宗寇准萧太后
签订双方
北宋、辽国
结 果
宋辽合议

目录

背景 编辑

自咸平二年(999)开始,辽朝陆续派兵在边境挑衅,掠夺财物,屠杀百姓,给边境地区
宋辽边境形势 宋辽边境形势
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灾难。虽然宋军在杨延朗(又名杨延昭,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杨六郎)、杨嗣等将领率领下,积极抵抗入侵,但辽朝骑兵进退速度极快,战术灵活,给宋朝边防带来的压力愈益增大。[4]
雍熙北伐惨败后,宋朝对辽朝就一直心存畏惧,逐渐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。相反,辽朝对宋朝却是步步紧逼,不断南下侵扰宋朝。[4]
从中原王朝来看,燕云十六州的得失,关系一代江山的安危。这十六州的幽、蓟、瀛、莫、涿、檀、顺七州在太行山北支的东南,称为“山前”,其余九州在山的西北,称为“山后”。今长城自居庸关以东向西南分出一支,绵亘于太行山脊,到朔州以西复与长城相合,这就是内长城。中原失“山后”,犹有内长城的雁门关寨可守,失“山前”则河北藩篱尽撤,契丹的骑兵就可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冲河朔。所以中原王朝从后周柴荣起,就开始了与辽争夺幽云十六州的战争。[5]
宋辽战争长达25年,其目的在于争夺燕云十六州。由于燕云十六州是一个先进的农业区,它的农业、手工业和其他文化活动都比契丹本部地区发达。因此契丹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重要性有着足够的重视,他们把燕云十六州中的幽州升为南京,改皇都为上京,把原先的南京(辽阳)改为东京,又在南京幽州建立了相应的许多官职,视为腹地,俨然以大国的姿态屹立于宋朝对峙的北方。[6]

过程 编辑

宋真宗景德元年(1004),辽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以收复瓦桥关(今河北雄县旧南关)为名,亲率大军深入宋境。萧挞凛攻破遂城,生俘宋将王先知,力攻定州,俘虏宋朝云州观察使王继忠,宋军凭守坚城。宋廷朝野震动,真宗畏敌,欲迁都南逃,宋朝大臣王钦若主张迁都升州(今江苏南京),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(今四川成都);宰相寇准力请宋真宗赵恒亲征。宋真宗被迫北上。这时寇准倚重的将领是在历次抗辽战斗中屡立战功的杨嗣和杨延朗(杨业之子,后改名延昭)等人。杨延朗上疏,建议“饬诸军,扼其要路,众可歼焉,即幽、易数州可袭而取”,但未被采纳。宋军在澶州前线以伏弩射杀辽南京统军使萧挞凛(一作览),辽军士气受挫。[7]
从以上资料来看,辽朝在北宋边境不断挑衅,直至挥师进逼,可见其觊觎中原之心,其妄图吞并北宋,引发两国之间的战争,这便是之后两国所缔结的澶渊之盟的直接原因。[6]
辽军至定州,两军出现相峙局面,王继忠乘间劝萧太后与宋朝讲和。辽恐腹背受敌,提出和约,初为真宗所拒。十一月,辽军在朔州为宋军大败,岢岚军的辽军因粮草不继撤军。辽军主力集中于瀛州(今河北河间)城下,日夜不停攻城,宋军守将季延渥死守城池,激战十多天未下。萧挞凛、萧观音奴二人率军攻克祁州,萧太后等人率军与之会合,合力进攻冀州贝州(今河北清河),宋廷则“诏督诸路兵及澶州戌卒会天雄军”。辽军攻克德清(今河南清丰),三面包围澶州(今河南濮阳),宋将李继隆死守澶州城门。
辽朝统军萧挞凛恃勇,率数十轻骑在澶州城下巡视。宋军大将张环(一说周文质)在澶州前线以伏驽射杀辽南京统军使萧挞凛,头部中箭坠马,辽军士气受挫,萧太后等人闻挞凛死,痛哭不已,为之“辍朝五日”。《辽史》载:“将与宋战,(萧)挞凛中弩,我兵(辽兵)失倚,和议始定。或者天厌其乱,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!”此时宋真宗一行抵澶州。寇准力促宋真宗登上澶州北城门楼以示督战,“诸军皆呼万岁,声闻数十里,气势百倍”。真宗御驾亲征鼓舞了士气,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大宋军民多达几十万人。
赵恒到北城转了一圈后,也受到这种气
宋真宗赵恒 宋真宗赵恒
氛的感染,于是也就安下心来,留寇准在北城全权总理各项事宜,自己回南城住下。而这个时候,契丹方面却遇到了一定的困难,因为尽管他们这次出兵进展顺利,但是战线拉得过长,补给非常困难,再加上孤军挺进宋朝腹地,万一战败,后果不堪设想。萧太后本身也是一个很务实的领导人,在出兵之前,她已经做好了可战、可和的两手准备,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也有心同宋朝和谈,于是就听从了降将王继忠的建议,派人赴入澶州转达了自己罢兵息战的愿望。
这也正是赵恒的心愿,所以当即回信表示宋朝也不喜欢穷兵黩武,愿与契丹达成和解,又派出殿直曹利用作为使臣去与契丹洽谈议和事宜。寇准在听到消息后,急忙赶回南城向赵恒苦谏,称契丹已是强弩之末了,正是打败他们的大好时机,边防大将杨延昭也派人上书,称敌军人困马乏,我军士气高涨,正应该趁此良机,扼守各路要道,对敌围而歼之,然后再乘胜北上,收复燕云十六州。可惜赵恒畏敌如虎,只想媾和,而朝中大臣们也都惧怕契丹,纷纷表示支持合议,甚至联合起来攻击寇准拥兵自重,寇准无奈之下,也只得同意与契丹讲和。而且辽军初战失利,加上孤军深入,于是提出议和。
既然双方都有心和解,剩下的事情也就好办了,无非就是讨价还价上的问题了。赵恒贪图苟安,财大气粗,也不在乎钱,起先契丹派人说要宋朝归还被周世宗夺走的瓦桥关南之地,赵恒生怕失去合议机会,也怕割地求和,会遭后人唾骂,于是立即派曹利用去议和,并对他说:“只要不割地,能讲和,契丹就是索取百万钱财,也可以答应。”曹利用就问底线到底是多少呢?赵恒不假思索地道:“如事不得已,百万亦可。”寇准听到之后,又暗中把曹利用叫了过去,说道:“皇上虽有百万之约,但要是超过三十万,我就砍了你的脑袋。”[4]
曹利用领命去了辽营谈判,最终达成协议:
  1. 宋辽为兄弟之国,辽圣宗年幼,称宋真宗为兄,后世仍以齿论。
  2. 宋辽以白沟河为界(辽放弃遂城及涿、瀛、莫三州),双方撤兵;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,彼此不得停匿;两朝沿边城池,一切如常,不得创筑城隍。
  3. 宋每年向辽提供“助军旅之费”银十万两,绢二十万匹,至雄州交割。
  4. 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,开展互市贸易。
在岁币的问题上,契丹求和心切,也不敢狮子大开口,几经讨价还价,双方达成了宋朝每年给契丹三十万银绢的数字。曹利用自觉很光荣地完成了任务,兴冲冲地回去交旨。请见之时,赵恒正在吃饭,侍者就问曹利用许给契丹多少银两。曹利用没有说话,只是伸出三个手指放在额头上,意思是三十万两。侍者误以为是三百万两,真宗得知后大惊:“太多了,太多了。”便召见他亲自盘问。曹利用战战兢兢地答道:“三十万两。” 赵恒听完嘀咕一声:“才三十万,这么少。你很会办事,很会办事!”随后重重地奖赏了曹利用。

后续 编辑

澶渊之盟以后,北宋在边境上的雄州(治今河北雄县)、霸州(治今河北霸州)等地设
寇准像 寇准像
榷场,开放交易。北宋的制瓷和印刷技术传往辽。北宋政府用香料、犀角、象牙、茶叶、瓷器、漆器、稻米和丝织品等,交换辽的羊、马、骆驼等牲畜。民间的交易也很发达。考古工作者在今内蒙古和东北辽代古城和墓葬中,发现了宋朝制造的瓷器、漆器、铜钱等文物,这些都是通过贸易流入辽境的。辽宋贸易促进了契丹族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,增进了两族人民的友谊。澶渊之盟后,寇准功高望重,受到宋真宗的疑忌。不久,宋真宗借故把他贬斥出朝,任命妥协派王钦若为宰相。这样,宋朝更不想收复幽云十六州了。辽这时也发生了变故,1009年,萧太后病死。第二年,辽与高丽发生战争。1011年,就在萧绰去世后的第十五个月,韩德让也随之去世。接着,辽政权内部又开始发生分裂,辽再也无力大规模兴兵南下。澶渊之盟后,宋、辽在好几十年里没发生过战争。其间只发生了两次重要交涉。一次是1042年(宋仁宗庆历二年),辽乘北宋同西夏交战的机会,向北宋勒索土地。北宋增给辽岁币银10万两,绢10万匹。另一次是1074年(宋神宗熙宁七年),辽借口北宋在山西边境增修堡垒破坏边界,要求划界。第二年,宋政府允许以分水岭为界,又放弃一些土地。

影响 编辑

  • 积极影响
一、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四十余年的战争,“生育繁息,牛羊被野,戴白之人(白发长者),不识于戈”,此后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。二、宋朝节省了巨额战争开支,岁币(30万)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费用(3000万)百分之一,避免了重兵长年戍边的造成的过量徭役和朝廷赋税压力,以极少的代价换取了战争所难以获取的效果(非教科书所云加重了人民的负担,失去的钱宋又可以通过外贸赚回)。三、促进了宋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,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、文化繁荣、民族融合。
  • 消极影响
王安石富弼认为澶渊之盟之后,宋朝真宗、仁宗、英宗三朝“忘战去兵”,禁军河北军和京师军“武备皆废”,只剩下陕西军可用;马知节曹玮王德用等武臣被排挤,文臣掌握了西府的支配权,王钦若和陈尧叟深获宠幸,以至于导致庆历增币。

评价 编辑

澶渊之盟是宋真宗在有利的军事形势下接受求和的结果。对宋而言,一方面幽云十六州的大部分土地未能收回,另一方面要输金纳绢以求辽朝不再南侵,此后辽更是不断需索,以金钱换取和平使北宋不再居安思危。对辽国而言,却是在不利的军事情势下占了大便宜,得到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。最重要的是,澶渊之盟以后,宋辽双方大致保持了百余年之和平,这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、民间交往和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是非常有利的。[4] 为中原与北部边疆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。[7] [10]
蒋复璁曾说及宋辽澶渊之盟“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”。黄仁宇说:“所以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,表示这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。[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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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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